据阜南县档案馆个人原始档案记载，我的爷爷马开昌，字旭初，出生于1916年6月，阜南东南部湾区老观巷王庄（今濛洼老观乡王岗村）人，1948年6月参加革命后，任刚刚成立的曹集区文干。解放后历任曹集乡乡长、王化乡乡长、县供销社干部、方集区供销社主任等职。“文革”时期遭受残酷迫害，于1968年10月23日含冤去世 ，享年53岁。1978年11月30日，阜南县委组织部给予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记得当时县里来了一批人，赶到庄台南边爷爷的坟地里宣读有关平反文件。我是长门长孙，那年正读初二，算是家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了，就让我代表家属发言。发言稿是语文老师魏清良替我写的，印象中只有几百字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，现在想想真有点遗憾。

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郭圩孜，当地人称郭老寨，是位于曹集和老观之间的一个土庄台，离我老家王岗村三里地左右。它原是一个郭姓地主的大宅院，南依淮堤，四面环水，围墙高筑，两道寨门，易守难攻。1948年12月底，郭姓地主地主被赶跑后，曹集区驻地搬迁到郭圩孜办公，正是看中了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

      据阜南县有关文史资料记载， 1949年元月17日（农历1948年腊月初六），区委书记孙布带领财粮区员曹维高、民政区员刘成璧到县里参加会议，区文干马旭初和曹集乡副乡长王殿让两位同志，被派往曹集附近组织筹备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物资，其余的工作人员当天都夜宿在郭圩孜。

        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内奸叛徒郭华凤、程洪坤等人，事先与土匪头子卢祥云、张益九密谋策划，制定联络暗号，计划于深夜24时突袭我区政府驻地。夜里23时左右，匪众300多人悄悄集结在郭圩孜周围，郭华凤、程洪坤值第三班岗，他们按照约定时间，以手电筒和划火柴为暗号，偷偷打开郭圩孜寨门，众匪徒蜂拥而至，向正在熟睡的驻地人员大开杀戒，共打死区乡干部和中队官兵23人，打伤5人，区长陈刚、副区长石瑛、委员金亚民等16人被俘。我机枪手谭幼成被惊醒后抓起机枪拼命抵抗，内奸分子郭华凤对头一枪，当即牺牲。乡长代荫山、区中队班长杨玉美等三人，因伤势过重行走不便，被郭华凤、程洪坤分别打死在老观并沉尸淮河。

        郭圩孜惨案发生的第二天，区委书记孙布和上述其他外出干部，立即奉命返回曹集，追剿叛徒和土匪，处理善后事宜，营救被俘人员。牺牲的同志家是当地的，由亲属抬回家安葬，家在外地的其余9人葬于曹集张郢子村（后来墓地迁到如今的曹集烈士陵园里）。

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“郭圩孜惨案”的发生，给成立不久的地方新生政权带来重大损失，是阜南现代革命史上永远值得汲取的惨痛教训。当时的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，都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南下干部。区武装组织区中队的官兵多数来自华东野战军，可谓历经百战，有勇有谋。同时，又占据郭圩孜这样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，按说敌人是不易攻打进来的。之所以发生这次惨案，一是在于区主要领导轻敌思想严重，丧失革命警惕性，认为新中国即将建立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地方反革命势力只是一些土匪流寇，形成不了大气候。二是曹集属于新区，革命基础薄弱，人民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。三是对地方上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郭华凤等人，没有进行严格审查，被他们积极工作、善于伪装的表象迷惑了眼睛。

 

        惨案发生的当天夜里，枪炮声响彻淮河两岸，附近村庄的人都能听见。我小时候听奶奶说，枪炮声停息后，她和族人拿着扁担、麻绳和苇薄，连夜赶到现场准备给我爷爷收尸。他们进了寨门趟着血水往里走，看见尸体就朝脸上看看，始终没有找到我的爷爷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天夜里爷爷没在区部宿营。

        “文革”期间，造反派拿“郭圩孜惨案”说事，诬陷我爷爷是叛徒，最后惨遭迫害致死。
         当时我才几岁，对我爷爷是没有什么印象的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马运成